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同时，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确实是发自内心。在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做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二、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唐太宗即位之后，在提倡接见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最初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征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象样的正屋。
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杀了大臣张蕴古，唐太宗后悔不已。因此决定设立这项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当时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三、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值得称道，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当时，北方有突厥和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少数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太宗积极用兵，在629年（贞观三年）派名将李靖讨伐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634年（贞观八年）大将段志云败吐谷浑。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攻唐，侯君集破敌，后又平定了高昌，建安西都护府。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军又败薛延陀部，薛延陀后来败亡。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过人之处是他的宽容，因为宽容，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唐太宗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当时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采取和亲政策，著名的就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赞干布结婚；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
在630年（贞观四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同意了，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到633年（贞观七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和唐太宗宴请群臣，李渊让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异常热烈，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后来，在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
在民族关系融洽的同时，唐朝的疆域也异常广阔，东西有九千五百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
四、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同时，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在631年（贞观五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
多才多艺
唐太宗的诗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都有相当的水平。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掠，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
对于马唐太宗更是偏爱，他有首《咏饮马》写的很有感情：“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因为对骏马的偏爱至深，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
唐太宗虽然诗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却不重文名，他一直禁止编自己的诗文集。清朝人后来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曾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的，历史总会记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即灭于隋的南陈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那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人主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对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这里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皇帝应该做什么，和文人应该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论今天听来仍然充满了真知灼见。
唐太宗的明智还表现在他为政的正确观念上，他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
唐太宗的书法也有一定的水平，他最擅长的是飞白书法。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注意对技法的研究，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从初学书法到深入都做了论述。贤德后妃
唐太宗作为一代的名君，他的后妃中也有两个和他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一个是皇后长孙氏，一个是徐妃。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精通诗文，也聪明贤惠，和唐太宗一样很有气度，是个母仪天下的典范。她最重要的贡献是防止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本来就和唐太宗有布衣之交，后来一直跟随左右，玄武门之变中又是功臣。所以唐太宗最他最为倚重。但长孙皇后却总是要求唐太宗降低哥哥的官职，以免再出现汉朝吕氏和霍氏专权的局面出现。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到临终时还对唐太宗说要防范外戚专权。她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认识得相当深刻，外戚专权不但祸乱朝政，也会殃及家族，长孙皇后确实是有远见的。
对于后宫的嫔妃们，长孙皇后非常体贴，有的嫔妃病了，她不惜停下自己的用药去资助她们，所以她在后宫里威信极高。后宫里的稳定也为唐太宗理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仅如此，在唐太宗发怒要惩罚因为进谏而冒犯他的魏征时，长孙皇后还极力规劝，而不是火上浇油，终于使唐太宗醒悟过来。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一样反对迷信，也不崇信佛教，提倡薄葬，临死时要求不可厚葬，浪费钱财，依山而葬即可，不用起坟。死时她年仅三十六岁，葬于昭陵。
至于徐妃，即徐惠，也很贤淑知礼。在唐太宗后来兴土木时她还上疏劝止，不可劳师动众，在《旧唐书》里全文照录了下来。
晚年错误与反省
贞观后期，唐太宗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丽，前后两次，不听大臣们的劝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得不偿失。不但唐太宗得了病，因为要大量造船，结果引起农民起义，激化了国内矛盾。
还有奢侈现象增多了。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看史官所写的起居注，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大的历史错误，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不过，唐太宗毕竟是个名君，在晚年他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很难能可贵。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了痈疮，此后一直调养，开始服用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吃了这个外国骗子的“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恶化。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终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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